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姑姑”继承衣钵,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
“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可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在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展示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的同时,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
对于没看过这本书的人,谈论故事情节与写作手法是很无趣的。甚至有人说:只有农村题材能拯救中国文坛了。这句话如同放屁,愚昧程度达到下限。文学应该是对某一时期社会状态的反映和反思,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撑。号称五千年悠久历史的现代中国,何以培养出说这种话的人——
计划生育在最初推行的那些年里,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曾对无数女性造成了极大的痛苦。由于政策的坚决与残忍,如果写成一本书,这本书一定是鲜血淋漓,然而这些痛苦长久以来被人们所漠视。
不从天赋人权的角度上论证政府是否有权利干涉公民的生育,进而否定计划生育的正确性。这将会引来很多没有意义的争论,也不是莫言写这本书的本意。计划生育对于这个国家是正确的选择,但是我们仍需反思,是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理所应然要当反思的,如果这个国家的良心对此缄默不言,这将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
2009年,在举国欢庆建国六十周年之际,莫言推出了自己的长篇新作《蛙》。这部号称“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的小说,无论从出版的时间来看,还是从试图表现“乡土中国六十年”的创作意图来看,都可以被理解为是作家尝试用自己的创作对共和国历史进行清理和反思的尝试。莫言的态度让人玩味,自始至终他没有说计划生育这项政策的任何不是。相反,他一直借用各种人的嘴巴说出这项政策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那些一定要生孩子的丈夫与母亲们反倒都是一些蛮横愚昧的村夫农妇。整个故事也没有对于政策本身做出任何评价,然而我们却能在正义与愚昧的矛盾中看到莫言想表达的。小说尾声流露出作者的取向:当姑姑退休以后,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她虽然做了正确的事情,但是作为一名接收新生儿的妇产医生,她也亲手杀死了2000多个胎儿。她的晚年痴迷于捏泥娃娃,捏了无数的娃娃。在她的仅存的信念里,每一个娃娃都是被她杀死的胎儿,都是有生命的灵魂,永远环绕在她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