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这里由小编给大家分享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方便大家学习。
最近,受同学的影响下,拜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作品《万里十五年》,书中,黄仁宇先生以其“大历史观”,深刻剖析了明代的政治及世风。阅读完了全作后,我对黄仁宇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就是一个社会在道德与法律上的取舍。
中国历来有乱世用重典的习惯,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清初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都是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削弱民众反政府的野心,所做出的一些超出常规的举动,这时法律在社会上的地位是道德所望尘莫及的。
从另一反面来看,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样也是无奈之举,试想,如果统治者的臣民们都在想着“大丈夫当如此也!”甚至是“彼可取而代之”的话,他又岂能安睡于卧榻。更何况,乱世之中豪强群起纷争,战争直接激起了人们心中的那最原始的野性,弱肉强食,社会秩序往往会被破坏的一干二净,而作为统治者,他这是所最需要做的,也是贫苦大众(也就是弱势群体)所最希望做的,就是能够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而这时,法律作为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而得到最大的落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乱世渐渐过去,社会秩序也慢慢的恢复,这时,统治者们所希望的就是社会秩序能够永远的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也就是说,人们心里的那种原始野性能够永远的为文明所替代,他们就需要以一种思想上的规范来约束他的人民,这时,儒家文化就进入了统治者的视线,儒家文化讲究仁者爱人,尊君爱父,讲究人之初,性本善,正好能够驯化所谓的乡野蛮夫,因此,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文化渐渐的造就了社会道德,也使中国渐渐的走向了文明。
在金庸先生的作品《天龙八部》中,曾有过这么一段情节,扫地僧告戒箫,慕容二人,过多的修炼武功秘籍固然会使你一时强大,但日久必然伤身,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以佛法来修身养性,来缓解武功所造成的戾气,这一精辟的说法其实可以看作对道德与法律最好的阐释,法律固然能够对重整社会产生很大作用,但其反作用也相当的明显,人民往往会变的民不聊生,秦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家出身的李斯与始皇的搭档,国家固然是高度中央集权,但其崩溃的程度也是举世罕见。
而明朝为文官集团所控制,以八股为武器,控制了人民的思想,可谓是民风淳朴,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社会生产力的得到发展,类似于严嵩,魏忠贤等人能够轻易的控制法律。虽然国家希望以道德来使读书人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当读书人成为官员,有了权利以后,由于缺少强力的法律为保障,道德往往就无法抵御巨大利益所带来的诱惑,因此,举朝上下贪污成风,最后内忧外患,最终亡国。
其实,道德与法律最好的关系便象扫地僧所说,以道德来辅助法律,道德,也就是“礼”,在《礼》中的解释就是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可见,道德最初的作用就是在一些法律没有顾及的地方进行约束,进行一些辅助作用。统治者首先必须以法律来构建社会秩序,使有破坏社会秩序想法的那些人停留在想法阶段,然后再以道德感化那些人,使之破坏秩序的想法慢慢淡化,直至消失。这应该就是法律与道德最恰当的关系吧。
明朝时,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高峰,废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团日益强大,但是军队建设却极其落后,依靠多次翻修的城墙巩固国防,待倭寇入侵才开始培训新兵。天下的奏折,评判的标准则仅仅依靠仁礼道德,没有强而有力的法制建设,文官集团越发强大,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最终走向灭亡。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以“礼”为尊的国度,从民风淳朴的先秦、百家争鸣的春秋、诗词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传统文化已失传的今天,传统道德的渗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表中的齿轮,在历经时光岁月的磨损之后,终于在运作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噪声。
《万历十五年》讲的万历年间一个很普通的年份,叙述的人是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它把明朝的官僚机构的“阳”和“阴”说的极为透彻,不禁让人冷汗涔涔,其实每年都可以是万历十五年。年份固然寻常,但早已埋下了衰亡的伏笔。
作为一部明史经典著作,它很好读,一点也不生涩难懂,仿佛在看小说一样。主要人物的每一次选择都让人揪心,心理活动也特别真实可感,可能会有严苛的历史学家不屑于这种讲述,但平心而论,对历史的解读很多时候都是作者的主观思考,既然如此,何必力求表面上的客观。直接抛开那些顾虑,将文字写得精彩些,观点阐述得深刻些,脉络梳理得清晰些,这样才是读者的幸事,也为作者解开了传统的枷锁,便于作品的广泛流传。
《万历十五年》提出的主要是一个观点,即“中国两千年以来, 以道德代替法律, 至明代而极, 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个观点特别震撼,书中也给出了很多论述,十分令人信服。
当我们看着书中那么真实可感的人物一步步走向各自衰落的结局时,才真正明白:事件改变命运,命运改变人,人改变历史,时间改变一切,永远都是这样。
读史可以明智,关照着他们的命运,我们可以看懂很多事情,也能更好地为自己的人生做出“对”的选择!
《万历十五年》是美籍华人作家黄仁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表、有耶鲁大学出版的。这本书以万历十五年为基点,通过对万历及大明王朝一些重要人物如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的描述与分析,以小见大,深入分析了明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衰亡的一系列因素,提出了一些论证翔实的历史观点。
他认为“民穷"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在于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过低,并不能使农民获利,只是鼓励了大小的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中国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是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与全国的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他认为维护落后的经济而不发展先进的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有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纵观欧美资本的发展史,商业资本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只有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时增进。而中国的传统政治即无此组织能力,也不愿私人财富扩充之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安全所累。
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极,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
通过对明朝末期一个年份的聚焦,使中国官僚阶层的运作方式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大明帝国以诗书作为立国的根本,开国之君创建了本朝,用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在本朝历史上,除了草创的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定势。文官形成一个拥有共同思想的集团,他们无例外的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深受宋代大儒朱熹的影响,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也更为一致。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文官都是有教养的人,他们读书明理,一切行为都无背与圣贤之道,正是这一文官集团,对明朝的政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崇信中庸之道,力求保持稳定,甚至不惜维持落后。满口仁义道德,说着祖宗的“之乎”“者也”,却忘记了自己姓什名谁,他们一方面以文化人的身份受到下层愚民的效仿,另一方面以下层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向统治者---皇帝施压。迫使他放弃他的想法或是接受他们的主张。每当皇帝想要拥有点个人自由时,他们就会痛哭流涕的说理劝教,什么“老祖宗之法不可改”,“成制不可废”,等等。此时的皇帝也很无奈,毕竟他的权威也是来自他们的顶礼膜拜之中。倘若杀一个人尚可,若要赶尽杀绝,那也绝不可能。反过来说,若杀一文官,反而会让他落个滥杀的罪名,而被杀者则成了犯言直谏的忠臣。
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撇开他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支配这个文官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的哪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的东西,在更大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厉害计算。这种厉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弊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则,形成了许多集团内部和各集团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
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集团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
读了本书后,改变了我对历史的看法,让我深深地意识到,我们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必须以大历史观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之症结,才能真正做到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合理融合,为我所用。
万历十五年,表面太平,国富民安,然而在黄仁宇先生的剖析下,整个大明帝国其实危机四伏,各种矛盾激烈对撞。即使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但腐朽政治制度滞后于经济颇多,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潮流,溃败实属必然。从不理朝政的皇帝,到有心无力的首辅;从维持传统的阁僚,到受人尊敬却无人效仿的清官;从天生统帅却被打压的将领到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各类思想家。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不再是教科书上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独立人格和思想的人的形象。在万历皇帝眼中,或许他自己只是个傀儡,即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不能去违背传统的伦理道德,也不能去打破传统的文官制度。这就意味着即使是一个英明的、有改革魄力的、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对阻碍历史进程的伦理制度也毫无能力,何况本身这些制度直接受益者乃是皇帝,他又何来勇气?这也造就了作为明朝的某些皇帝,还经常以赌气的方式跟大臣玩捉迷藏,去换取所谓的自由,所谓的非紫禁城的气息。在这种伦理制度的压迫下,反而要求人们去追寻创新,去强调发展,而创新的成果一旦触犯到该制度又将会无情被压制甚至为之牺牲,这自相矛盾的去维系旧制度的做法实在需引起人们反思。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也出现了像反右派、人民公社和_等种种主观不符合客观的做法,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这正确的决定迅速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依法治国也正式纳入宪法,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个进步。但同时,国家当今依旧面临的不少问题仍需我们从这本书中去学习和借鉴。面对当今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它带给我们的启迪是:我们不仅要借鉴外国优秀成果,更要深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下,产生一个既不同于传统文化,又区别于西方文化,却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之中,产生于对自身矛盾的不断解决之中,产生于对自我的不断完善之中。只有如此,国家才能不断发展,人民才能永远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