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阅知行读书活动心得（篇1）
每当我捧起《水浒传》这本书时，心中便有了一股对梁山好汉的敬佩，但同时，也有着对当时一些狡诈之人难以宣泄的怒火。
《水浒传》一书中，讲述了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的故事。先是从晁盖再由宋江领导，梁山好汉们为民除害，甚至与朝廷中的贪官污吏作斗争。后来帮助朝廷向南方征讨方腊。虽然成功但却损兵折将，一百零八位好汉仅剩二十七人。最后受朝中奸臣迫害，致宋江，卢俊义被毒死，李凌，吴用等随之死去，梁山好汉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逼上梁山”是民间的一句俗语，但这短短四字，却刻画出了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的无奈。在众多梁山好汉之中，有犯人，书生，甚至是一些做官的人。在未上梁山时他们的性格，文化，财富都不相同，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他们都是被逼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阎婆惜，宋江先是做出了让步，不想她列举百般条件，以致宋江无法接受，只得杀了她。西门庆与潘金莲则更数分。潘金莲为了与西门庆在一起，在武大郎被打成重伤之后仍不放过他，有砒霜放入药中毒死了武大郎。知道兄弟被害后的武松哪能咽下这口气，杀了潘金莲后又在狮子桥上打死了西门庆，最后不得不上了梁山……一个个梁山好汉大多都是类似这样，走投无路后上了梁山。虽然梁山起义最终失败，这个故事仍让人感到那些好汉的豪情，勇敢以及无奈。敢于反抗的他们足以让人们铭记着他们。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为人处世不能太过苛刻，以至于遭到他人的“反抗”，但同时，我们还要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对不公平进行“反抗”。
水浒传阅知行读书活动心得（篇2）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火烧草料场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水浒传阅知行读书活动心得（篇3）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如宇宙般奥妙神秘。而四大古典名著就好比这宇宙中的四颗明星，而《水浒传》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独特的一部分。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一般简称《水浒》，作于元末明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作者施耐庵。他笔下的水浒深刻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当时社会的眼光不同。在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眼中，造反都是大逆不道的，“造反”者都是杀人放火、抗拒朝廷的叛徒坏蛋。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为那些所谓“造反”者树碑立传，并渲染他们豪侠仗义、除暴安良的英雄壮举，使他们成为读者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他还创作出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如：武松、林冲、鲁智深等一百单八将，在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将领便是黑旋风李逵了。
李逵生性急躁却正义忠心，同时也很有孝心。我还记得当李逵误以为是宋江强抢了刘太公的女儿时，李逵万分愤怒，跑回梁山泊，还砍倒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要拿宋江问罪。当他发现宋江是被贼人诬陷时，他负荆请罪，并救回刘太公的女儿，杀死牛头人贼人。从这件事，我看出李逵的急躁正直的个性。而在他为母取水后发现母亲已经死于虎口，气得李逵一举杀死四只老虎(包括两只小虎)，为母报仇。这件事又看出他对母亲的孝。
从这些好汉的身上，我学到了许多。正义、忠心是一个人不可或缺的品质。而这些好汉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独特的个人魅力更吸引着我们，给予我们榜样的力量。从对整个故事发生的年代、高俅等小人的嚣张也可对我们建设未来美好城市提供了反面素材，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探究。
水浒传阅知行读书活动心得（篇4）
《水浒传》时我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成书于元末明初，是一部描写和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它以发生在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为题材，生动地叙述了起义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塑造了一系列农民起义英雄形象，直接鼓舞了封建社会人民大众对统治者阶级的反抗斗争。它运用纯粹的白话，达到了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艺术效果，确立了白话文体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优势，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对后代文学具有深远影响。
《水浒传》真实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全过程，它由相对独立、完整的各个故事联结成一个整体。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是由层次分明而又统一连贯的前、中、后三大段落组成。作者首先写了林冲、晁盖、武松、鲁智深以及宋江等人的故事，一方面反映了各种形式的“逼上梁山”，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各路英雄逐渐聚集，梁山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
《水浒传》充满了官逼民反的悲壮和“替天行道”的豪情，是一曲“忠义”的悲歌。小说通过对宋江领导的梁山泊农民起义的全过程的描述，展现了北宋末年政治腐败、奸臣当道、民不聊生的社会面貌，在封建专制社会具有普遍意义。作为对社会全景式的描述，在政治的上层，有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一群祸国殃民的高官;在政权的中层，有受前者保护的梁士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等一大批贪酷暴虐的地方官;在此之下，又有郑屠、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一类胡作非为、欺压良善的地方恶霸。如此广泛的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是随着长篇小说的诞生而第一次出现。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完全通俗口音写成的长篇小说，它标志着古代通俗小说语言艺术的成熟。《水浒传》的语言生动、活泼，极富表现力，充满生活气息。无论写人叙事，还是描景状物，其语言或细腻，或简洁，或夸张，或明快，都显得粗俊爽，雄健豪放。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水浒传》是运用日常口语达到炉火纯青艺术境界的典范。
《水浒传》不仅是农民起义的壮丽史诗，而且是中国古代英雄传奇的光辉典范。它以辉煌的艺术成就彪炳文学史册。
水浒传阅知行读书活动心得（篇5）
“一朝皇帝，夜眠不稳，直使宛子城中藏虎豹，却道蓼儿洼内聚神蛟。”这正是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的暗语。这一百零八将，正是梁山一百零八个好汉。他们个个身手非凡，身怀绝技，成为北宋末年最强大的。
北宋末年，宋徽宗把朝政交给了蔡京、童贯、高俅。他毛报私仇，害得林冲、杨志等好汉有国难投，有家难回，不得已落草梁山。他们虽然都是犯下弥天大罪之人，但是他们劫不义之财，散给穷苦人民。尤其是为首晁盖、宋江、卢俊义，他们仗义疏财，接济乡亲，最后受朝廷招安，平定田虎，杀败辽国，打败王庆，活捉方腊，立下赫赫战功，但是一百零八兄弟们死的死，伤的伤，病的病，也有不愿受官的。最终宋江却被奸臣迫害，饮下毒酒，葬于蓼儿洼内。
宋江等一百零八个好汉与恶势力斗智斗勇，报效国家的故事，让我不禁想起了郑成功。郑成功的父亲是个卑鄙小人，隆武帝给他那么大的官职，但是他却背叛了隆武帝，还想让他那精忠报国的儿子郑成功一起投降。但郑成功精忠报国，知道忠孝不能两全，拒绝了他父亲，打击了荷兰侵略者嚣张的气焰，拯救了台湾同胞，他对侵略者们宣誓：“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郑成功和梁山一百零八个好汉一样，除暴安良，精忠报国，他们让侵略者们知道中国人是不会屈服的!
读了《水浒传》这本书，我深深的被梁山好汉们的忠义双全的精神感动了。人生在世无再少，莫将白发唱黄鸡。有生之年，我们即使不能像梁山好汉那样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应该珍惜生命，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